新視野大學英語4文章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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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野大學英語4文章翻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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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繼續追逐不知還能做些什麼。 成功之殘酷正在於它常常讓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尋毀滅。

對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並剛剛嶄露頭角的藝術家，其親朋常常會建議“正經的飯碗不能丟!”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追求出人頭地，最樂觀地說也困難重重，許多人到最後即使不是窮困潦倒，也是幾近精神崩潰。儘管如此，希望贏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讚揚之類的不太純潔的動機卻在激勵着他們向前。享受成功的無上光榮，這種誘惑不是能輕易抵擋的。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爲發揮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繪畫或寫作等方面的特長，並能形成自己的風格。爲了能迅速走紅，代理人會極力吹捧他們這種風格。他們青雲直上的過程讓人看不清楚。 他們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大多數人也都說不上來。儘管如此，藝術家仍然不能閒下來。 若表演者、畫家或作家感到無聊，他們的作品就難以繼續保持以前的吸引力，也就難以保持公衆的注意力。公衆的熱情消磨以後，就會去追捧下一個走紅的人。

有些藝術家爲了不落伍，會對他們的寫作、跳舞或唱歌的風格稍加變動，但這將冒極大的失寵的危險。公衆對於他們藉以成名的藝術風格以外的任何形式都將不屑一顧。

知名作家的文風一眼就能看出來，如田納西·威廉斯的戲劇、歐內斯特·海明威的情節安排、羅伯特·弗羅斯特或 T.S.艾略特的詩歌等。同樣，像莫奈、雷諾阿、達利這樣的畫家，希區柯克、費里尼、斯皮爾伯格、陳凱歌或張藝謀這樣的電影製作人也是如此。

他們鮮明獨特的藝術風格標誌着與別人不同的藝術形式上的重大變革，這讓他們名利雙收， 但也讓他們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風格或形式表現自我的自由。

名氣這盞聚光燈可比熱帶叢林還要炙熱。騙局很快會被揭穿，過多的關注帶來的壓力會讓大多數人難以承受。它讓你失去自我。你必須是公衆認可的那個你，而不是真實的你或是可能的你。藝人，就像政客一樣，必須常常說些違心或連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話來取悅聽衆。 一滴名氣之水有可能玷污人的心靈這一整口井，因此一個藝術家若能保持真我，會格外讓人驚歎。你可能答不上來哪些人沒有妥協，卻仍然在這場名利的遊戲中獲勝。

一個例子就是愛爾蘭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他在社交行爲和性行爲方面以我行我素而聞名於世。雖然他的行爲遭到公衆的反對，卻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在一次宴會上，他一位密友的母親當着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的面，指責他在性方面影響了她的兒子。他聽了她的話以後大爲光火，起訴了這個年輕人的母親，聲稱她毀了自己的“好”名聲。但是，他真該請一個更好的律師。

結果是，法官不僅不支持他提出的讓這個女人賠償他名聲損失費的請求，反而對他本人進行了罰款。他由於拒交罰款最終還被送進了監獄。更糟糕的是，他再也無法獲得更多公衆的寵愛。在最糟糕的時候，他發現沒有一個人願意拿自己的名聲冒險來替他說話。

爲保持真我，他付出的代價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時，誰也不理他。

奇怪的是，收穫最大的恰恰是失敗者。他們收穫了自由!

他們可以自由地表達，獨闢蹊徑，不落窠臼，不用擔心失去崇拜者的支持。

失敗的藝術家尋求安慰時，可以想想許多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過世多年以後才成名，或是他們沒有出賣自己。

他們也可以爲自己的失敗辯解：自己的才華實在過於高深，不是當代聽衆或觀衆所理解得了的。那些失敗了卻仍不肯放棄的頑固派也許會樂於知道，某些名人曾經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美國小說家托馬斯·伍爾芙的第一本小說《向家鄉看吧，安琪兒》被拒39次後，才最終得以出版。貝多芬戰勝了父親認爲他毫無音樂家潛質的偏見，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19世紀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原先乾的工作沒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並研究出一種新型教育模式的基礎理論。托馬斯·愛迪生在四年級時被趕出了學校，因爲老師覺得他似乎太遲鈍。但不幸的是，對大多數人而言，失敗是奮鬥的結束，而不是開始。

對那些孤注一擲的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說：祝你們好運。但是，遺憾的是，你會發現這不是你想得到的。狗自逐其尾所得到的只是一條尾巴而已。獲得成功的人常常發現成功對他來說弊大於利。所以要爲真實的你、爲自己的所爲感到高興，而不是拼命去獲得成功。

做那些你爲之感到驕傲的事情。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無聞，但你可能創作了更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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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在倫敦南部的一個貧困地區。他穿的短襪是從媽媽的紅色長襪上剪下來的。 他的媽媽一度被診斷爲精神失常。狄更斯或許能創作出查理·卓別林的童年故事，

但只有查理·卓別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劇角色“流浪漢”，這個使其創作者聲名永駐的衣衫襤褸的小人物。就卓別林而言，其他國家，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給予了他更多的掌聲(和更多的收益)。在1913年，卓別林永久地離開了英國，與一些演員一起啓程到美國進行舞臺喜劇表演。在那裏，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萊塢喜劇片之王麥克·塞納特的旗下工作。令人遺憾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國人認爲卓別林的“流浪漢”多少有點“粗俗”。中產階級當然這樣認爲。勞動階層反倒更有可能爲這樣一個反抗權勢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頑皮的小柺杖使絆子，或用皮靴後跟對準權勢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儘管如此，卓別林的滑稽乞丐形象並不那麼像英國人，甚至也不像勞動階級的人。 英國流浪者並不留小鬍子，也不穿肥大的褲子或燕尾服：歐洲的領導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樣穿戴。另外，“流浪漢”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國觀衆認爲不太正派──只有外國人才那樣，不是嗎? 而在卓別林大半的銀幕生涯中，銀幕上的他是不出聲的，也就無從證明他是英國人。事實上，當卓別林再也無法抵制有聲電影，不得不爲他的“流浪漢”尋找“合適的聲音”時，他確實很頭疼。他儘可能地推遲那一天的到來：在 1936 的《摩登時代》裏，他第一次在影片裏發聲唱歌。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滿口胡言亂語，聽起來不像任何國家的語言。後來他說，他想象中的“流浪漢”是一位受過大學教育，但已經沒落的紳士。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劇電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麼他是否會聞名世界就難說了，而英國人也肯定會覺得這很“古怪”。沒有人知道卓別林這麼幹是不是有意的，但這促使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是一個才能非凡的人，他的決心之大甚至在好萊塢明星中也十分少見。他的巨大名聲爲他帶來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帶來了財富，他因此得以成爲自己的主人。在事業發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種衝動要去發掘並擴展自己身上所顯露的天才。 當他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漢”時，他說：“這不可能是我。那可能嗎?瞧這角色多麼與衆不同啊!”這種震驚喚起了他的想象。卓別林並沒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寫成文字。他是那種邊表演邊根據感覺去創造藝術的喜劇演員。沒有生命的物體特別有助於卓別林發揮自己藝術家的天賦。他將這些物體想象成其他東西。因此，在《當鋪老闆》中，一個壞鬧鐘變成了正在接受手術的“病人”;在《淘金記》中，靴子被放在鍋裏煮，靴底被蘸着鹽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魚片一樣(鞋釘就像魚骨那樣被剔除)。這種對事物的轉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這種轉化的技巧，正是卓別林偉大喜劇的奧祕所在。他也深切地渴望被愛，同時也害怕遭到背叛。這兩者很難結合在一起，有時這種衝突導致了災難，就像他早期的幾次婚姻那樣。然而即使是這種以沉重代價換來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劇創作中得到了表現。 “流浪漢”始終沒有失去對賣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與自己共同走進夕陽之中;而卓別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爾杜先生，一個殺了妻子的法國人，成爲了仇恨女人的象徵。 令人寬慰的是，生活最終把卓別林先前沒能獲得的穩定和幸福給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奧尼爾·卓別林這個伴侶。她的沉穩和深情跨越了他們之間37歲的年齡差距。他們的年齡差別太大，以致當1942年他們要結婚時，新娘公佈了他們的結婚日期後，爲他們辦理手續的官員問這位漂亮的17歲姑娘：“那個年輕人在哪兒?”──當時已經54歲的卓別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於沃娜本人出生在一個被各種麻煩困擾的大家庭，她對卓別林生活中將面臨的挑戰也做好了充分準備，因爲當時關於他倆有很多毫無根據的流言。後來在他那個有那麼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別林有時會引發爭吵，而她則成了安寧的中心。卓別林死於1977年聖誕節。 幾個月後，幾個近乎可笑的盜屍者從他的家庭墓室盜走了他的屍體以藉此詐錢。

警方追回了他的屍體，其效率比麥克·塞納特拍攝的啓斯東喜劇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但是人們不禁會感到，卓別林一定會把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對他的十分恰當的紀念──他以這種方式給這個自己曾爲之帶去這麼多笑聲的世界留下最後的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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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覺得福利救濟對象是在騙人。當我認識的許多坐輪椅的人面臨與寵物貓分吃生貓食的窘境時，都會向福利機構多騙取幾美元。爲了能領到一點額外的福利款，他們告訴政府說他們實際上少拿了200美元的養老金，或告訴社會工作者，說房東又將房租漲了100 美元。 我選擇了過一種完全誠實的生活，因此我不會那樣做，而是四處找活，攬些畫漫畫的活。 我甚至還告訴福利機構我賺了多少錢!哦，私下裏領一筆錢當然對我挺有吸引力，

但即使我擋不住這種誘惑，我投稿的那些大雜誌也不會去給自己惹麻煩。他們會保留我的記錄，而這些記錄會直接進入政府的電腦。真是態度鮮明，毫不含糊。作爲一名福利救濟對象，我必須在社會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社會工作者心裏知道，許多救濟對象在欺騙他們，因此他們覺得，作爲補償，他們有權讓救濟對象向他們點頭哈腰。我並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數社會工作者剛開始時都是些大學畢業生，有理想，而且思想開明。

可是，在這個實際上是要人撒謊的體制裏幹了幾年後，他們就變得與那個叫“蘇珊娜”的人一樣了──一個穿運動短褲的偵探。去年聖誕節過後不久，蘇珊娜到我家來了解情況，看到牆上貼着新的宣傳畫，便想知道：“你從哪兒弄到錢來買這些?”“從朋友和家人那兒。”“那麼，你最好要張收據，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獻或禮物都要報告。”她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但是我卻將她頂了回去。“那天在馬路上有人給我一根菸，我也得報告嗎?”“對不起，卡拉漢先生，可是規定不是我制訂的。”蘇珊娜試圖就修理輪椅的問題訓斥我。由於福利部門不願意花錢好好地修理，所以它總是壞。“您是知道的，卡拉漢先生，我聽說您的那輛輪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我當然用得多，我是個工作很積極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鬧市區附近，可以坐着輪椅到處走走。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壞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時，會是什麼感受。政府削減福利開支已經導致許多人捱餓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它對脊柱傷殘的人的影響更爲突出：政府已經不管我們的輪椅了。

每次我的輪椅出問題，掉了螺絲，需要換個新軸承，或剎車不靈時，我都打電話給蘇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訓。她最後總會說：“好吧，如果今天我能抽出時間的話，我會找醫務人員的。” 她該通知醫務人員，由醫務人員來確認問題確實存在，然後打電話給各家輪椅維修公司，拿到最低的報價。接着醫務人員就通知州政府的福利總部，他們再花幾天時間考慮這件事。而這期間我只能躺在牀上，動彈不得。最後，如果我幸運的話，他們會給我回電話，同意維修。 當福利部門獲悉我畫漫畫賺錢時，蘇珊娜就開始每兩個星期“拜訪”我一次，而不再是每兩個月一次了。她尋遍每個角落，想找出我未上報的電器，或者是女僕、烤爐裏的烤豬、停在房後新買的直升飛機什麼的。她從來都是一無所獲，但最後我總要填厚厚的一疊表格，說明每一分錢的來歷。

如何逐漸脫離福利照顧，這在法律條款中沒有明確規定。我是一個獨立的生意人，正在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場。要脫離福利救濟，一下子每月掙2, 000美元是不可能的。但我很想自己負擔部分生活費用，不必在每次需要爲輪椅買點配件時都去尷尬地求人。

真需要有一位律師來捍衛福利救濟對象的權利，因爲這一福利體制不僅容易使福利提供者濫用權力，也很容易使救濟對象濫用權力。前幾天，由於藥劑師說我使用的醫療用品超出常量，於是福利部門派蘇珊娜到我的住所調查。我確實多用了，因爲外科手術中切的排尿孔的大小改變了，尿袋的連接處發生滲漏。

她正做着記錄，我家的電話鈴響了。蘇珊娜接聽了電話，是一位州議員打來的，這使她慌了一下。數以千計像我這樣的福利救濟對象，如果允許的話，可以慢慢地負擔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費用，對此，我要不要在州政府的委員會裏嘗試着做點兒什麼呢?

還用說嗎?我當然要!總有一天，像我這樣的福利救濟對象將在一種新的福利制度下過上好日子，這種制度不會千方百計證明福利救濟對象在欺騙，而是要鼓勵他們自立。

他們將能自由地、毫無愧疚、毫不擔憂地發揮他們的才幹，或擁有一份穩定的好工作。